作者简介:肖纯柏(1976-),男,江西吉安人,博士,嘉兴学院红船精神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建,浙江 嘉兴 314001
内容提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新发展主要体现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忘初心,赋予党的功能新定位,理直气壮讲共产主义,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营养,依靠文化自信坚定理想信念;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抓住党内政治生活“关键载体”和高级干部“关键少数”,把握民主集中制新要求,增强党组织的政治性、战斗性和创造性;以自我革命精神改进党风,以优良家风带动执政新风,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构建新型的党群关系和党群命运共同体。党面临的最大风险是腐败,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破解一党长期执政面临的监督难题。统筹推进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依宪执政、纪严于法,以党内治理现代化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关 键 词:习近平/党建/思想建党/制度治党/党性/反腐倡廉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重大项目“习近平关于党性修养系列重要论述研究”(项目编号:2016ZKT015)的阶段性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围绕这“四个伟大”新方位,习近平以自我革命精神全面从严治党,系统回答了“如何管党、怎样管好党”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根本问题,创造性回答了“为谁执政、怎样长期执政”的核心难题,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中国化和时代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建理论新成果,是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强党的建设的科学指南。
一、思想建党新内涵:以人民为中心、不忘初心为主线,赋予党的功能新定位,提出共产主义理想的衡量标准,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营养,依靠文化自信坚定理想信念
(一)党的功能新定位: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习近平提出并多次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新论断突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对工人阶级政党的作用提升到一个新水平。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理论的创立者,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1]P228“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政党,无产阶级就既不可能胜利地进行推翻资产阶级和夺取政权的斗争,也不可能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2]P139列宁在继承这一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俄国的具体实践强调:“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3]P624毛泽东同志发展了列宁主义,指出“领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邓小平同志结合改革开放的新实践,提出了新的“社会主义本质论”。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根据工人阶级政党的基本理论更加强调了党的领导作用,深化了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把党的领导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层面来认识,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既体现了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要素,也表明党的建设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换句话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习近平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功能,发展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辩证关系,将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上升到新高度,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回答。
(二)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的,不仅体现在党对国家政权、社会领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上,而且体现在党性与人民性的具体关系上。长期以来,有些人对党性与人民性采取对立的态度,抽象讨论二者的关系,割裂党性与人民性的辩证关系。对此,习近平强调党性和人民性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是相统一的而不是相对立的,要把党性与人民性统一于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他深刻指出:“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共产党人无论是想问题、搞研究,还是作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4]P766人民立场是党性的根本立场,这一新思想为党员干部从整体上把握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党性和人民性作为整体性的政治概念,是一致的而不是相互矛盾的。党性是就党的本质属性而言的,人民性是从全体人民而言的,二者统一于人民福祉和民族复兴。不能简单从某一级党组织、某一部分党员、某一个党员来理解党性,也不能简单从某一个阶层、某部分群众、某一个具体的人来理解人民性。党性来自阶级性和人民性,是阶级性和人民性最高、最集中的体现;坚持党性原则,就是坚持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原则。所以,“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三)传承传统文化基因:依靠文化自信坚定理想信念
针对市场经济对优良传统的侵蚀问题,习近平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党内政治文化的角度推进思想建党和文化强党,以文化自信坚定理想信念。2016年11月,他在十八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重大命题,指出我们的党内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理想信念是一种信仰建构,也是一种文化结构。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上,习近平进一步指出:“要依靠文化自信坚定理想信念。领导干部要不忘初心、坚守正道,必须坚定文化自信。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底蕴和滋养,信仰信念就难以深沉而执着。”[5]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精神的核心是信仰。面对公和私、义和利、是和非、正和邪、苦和乐的矛盾,是选择前者还是后者,关键靠文化积淀和文化土壤。土壤好,才能花开叶茂,结出硕果。
保持政治定力必须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坚定信念。习近平运用富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语言阐述了理想信念的地位作用,诸如“固本培元”“精神命脉”“魂”与“根”以及“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的心学”等等。他说:“我们决不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恰恰相反,我们要很好传承和弘扬,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丢了这个‘根’和‘魂’,就没有根基了。”[6]P125在党性教育过程中,习近平特别强调知行合一,着力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努力做到以“知”促“行”、以“行”促“知”、知行合一。[7]他号召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8]他从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出发,提出要充分看到儒家学说和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发展的进步作用,要善于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修身律己、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实践证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炼就金刚不坏之身”,有助于正确处理义与利、己与他、权与民、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等重要关系。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有利于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
(四)坚守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不忘初心,把握共产主义理想的新标准
面对商品交换原则对党性原则的不良影响,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强调坚守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不能用价值规律取代党建规律和他律自律,也不能重视物质价值而忽视精神价值。
其一,习近平把增强政治意识摆在“四个意识”的首位,绝不能把商品交换那一套搬到党内生活中来。共产党人要以追求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作为最高价值,理直气壮讲共产主义,不能躲躲闪闪、遮遮掩掩。这没有输理的地方。
其二,把理想信念上升为党性的本质特征。习近平提出,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自觉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强党性的本质特征。2016年他在七一讲话中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牢记我们党从成立起就把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确定为自己的纲领。”[9]他还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10]理想信念作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是扎根于哲学层面的。针对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淡化的问题,他分析了问题的根源:“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6]P129为此,要通过唯物史观的教育涵养共产党人的价值观。
其三,习近平首次提出了坚定理想信念四个“能否”的客观标准。坚定理想信念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共产主义不是空中楼阁。他针对有些党员耻言理想、躲避崇高等问题,指出:“今天,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一切迷惘迟疑的观点,一切及时行乐的思想,一切贪图私利的行为,一切无所作为的作风,都是与此格格不入的。”[11]这就使理想信念成为看得见、可操作、能效仿的有形标准,成为在言行举止中判断共产党人是否持有理想信念的一面镜子。这是对思想建党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二、组织建党新格局: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抓住党内政治生活“关键载体”和高级干部“关键少数”,提出民主集中制新要求,着力增强党组织的政治性、战斗性和创造性
(一)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
面对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淡化,重业务职责和行政职责、轻党务职责和党员职责问题,习近平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新思想新战略,并指出:“坚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大局看问题,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12]这一新思想,是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提出实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抗战时期,毛泽东面对中国共产党弱小而日军凶悍、敌强我弱的复杂态势,向全党提出了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政党”这一重大课题。邓小平同志面对改革开放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在毛泽东同志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建党的任务。江泽民同志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提出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重要论断。胡锦涛同志根据新形势新任务,进一步提出“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把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进一步发展为“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把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更加紧密联系起来,开创了党的建设新局面。
(二)提出民主集中制新要求,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的领导核心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习近平在坚持这一原则的基础上,对民主集中制进行了新定位,进一步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最大的制度优势。2014年8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从完善党内民主制度体系的角度,强调党的组织制度改革,重点是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十八届六中全会又对民主集中制的“四个服从”原则作了新的表述:“必须坚持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核心是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13]2016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门就严格党内政治生活作出决定,着力增强党内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和时代性,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四个服从”原则,核心是全党服从中央,这些新论断是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集中制思想的重大发展。
民主集中制原则不仅体现在党内,而且体现在国家治理中。习近平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国家机构也要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13]从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全面覆盖民主集中制,维护好党中央权威、维护好领导核心,这是对组织建党理论的完善和发展。
(三)抓住“关键少数”,铸就“四个铁一般”的好干部
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少数。习近平指出:“从严治党,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从严管好各级领导干部。”[14]P6十八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由“关键少数”发展为“关键在高级领导干部”。抓好领导干部“关键少数”,关键又在“好干部”的选拔评价标准。他针对“什么是好干部,怎样成长为好干部,如何把好干部用起来”这一关键问题,提出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为做好新形势下干部培养选拔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他强调理想信念坚定是好干部第一位的标准,是不是好干部首先看这一条。2015年他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强调,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在于培养造就一支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干部队伍。“四个铁一般”重要论述是对“好干部”标准的进一步深化,体现了干部成长规律和党管干部规律。
从制度导向上完善“好干部”的选拔和培养,是习近平组织建设思想的创新点。他强调选拔任用“好干部”,要发挥党组织的关键作用,发挥党委和组织部门的把关作用。不简单以GDP考核干部,不以年龄划线,不以资历论干部,不唯票取人,也不唯分取人。发挥党委和组织部门的作用,前提是发挥党的组织优势,营造“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这些思想推陈出新,正本清源,为精准选人用人,培养忠诚干净担当、为民务实清廉的好干部提供了新遵循,是对组织建党理论的新发展。
(四)抓实基层支部,严格党内生活
“组织使力量倍增。”习近平抓住“关键少数”的同时,着眼于发挥党的组织功能、组织优势和组织力量,要求全面从严治党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抓实基层支部。他把党支部建设作为最重要的基本建设,强调要发挥“三个作用”,即“保证党的组织履行职能、发挥核心作用,保证领导干部忠诚干净担当、发挥表率作用,保证广大党员以身作则,发挥先锋模范作用”。[15]与“好干部”标准相配套,他还提出了培养“好党员”问题,要求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从严管理党员,党组织要严格把关,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引导全体党员做合格党员。要重视从青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严格党员日常教育和管理,增强广大党员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使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中央还提出了“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发展党员的总原则,对发展党员的标准、程序、纪律以及处置不合格党员等问题提出了新要求。由此,管住干部、管住党员,抓住“关键少数”与抓好“基础多数”相结合,培养“好干部”与培养“好党员”相结合,构成了组织建党新格局。
三、作风强党新实践:以自我革命精神改进党风,以党员优良家风培育执政新风,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构建新型的党群关系和党群命运共同体
(一)全面从严治党从高级干部严起,中央领导带头做起
党风问题不仅关乎党的执政成败,而且关系党的生死存亡。2017年2月,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要兴党强党,就必须以勇于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16]旗帜鲜明提出“自我革命精神”,是对革命精神的继承与发展,是对“打铁还需自身硬”的理论提升,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的充实完善。
中央带头弘扬自我革命精神,是习近平加强作风建设的突出亮点。中央政治局以自身建设为突破口,以“钉钉子”精神带动高级干部以身作则、真做真改。针对文风、会风、调研出访等问题,党中央制定了八项规定,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带头践行“八项规定”,不讲排场不扰民,为全党作出了表率。他还饱含深情地说:“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有天下为公的宽阔胸襟,摒弃任何私心杂念,把为全中国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唯一的追求,为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鞠躬尽瘁。”[17]作风重在做,不是一阵风。他强调:“教育实践活动,顾名思义,要一手抓教育,一手抓实践。实践,关键在落实,把问题解决到位。因此,整改工作一开始就要抓落实,兴实招、求实效,坚决防止搞形式、走过场。”“我们开门搞活动,以整风精神搞活动,让群众提意见,如果群众提了,又不去解决,改不了,这是装样子效果会更不好,群众意见会更大。”[18]P67正是真理力量、制度力量和人格力量的结合,推动了党风的逐步好转。
(二)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抓细抓常抓实
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是习近平作风强党思想的鲜明特点。从“八项规定”到“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从“三严三实”到“两学一做”,党中央一年接着一年干,持之以恒转作风。习近平指出:“发布八项规定只是开端、只是破题,还需要下大功夫。我们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做善成,防止虎头蛇尾,让全党全体人民来监督,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18]P64又说:“解决好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问题,不可能一劳永逸,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常抓不懈。我们开了个好头,要一步一步深入下去。有人说现在‘为官不易’,群众说期盼再接再厉,我说要乘胜前进,固化‘为官不易’成果。”[18]P74就是说,“要一锤一锤接着敲,直到把钉子钉实钉牢”。“抓作风问题要积小胜为大胜,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通过抓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努力营造廉洁从政的政治生态”[18]P73。2017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把作风建设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以制度化推动常态化,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基础多数”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习近平关于“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政党作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指出了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新路径,为改进党风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
(三)提升家国情怀,以党员优良家风培育执政新风
强调以党员干部的优良家风推动政风和社会风气的转变,是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作风理论的重要创新。十八大以来,他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领导干部的家风直接关系党的形象和人心向背。他说:“要操这点心,家里那点事有时不经意可能就溜过去了,要留留神,防微杜渐,不要护犊子。干部子弟也要遵纪守法,不要以为是干部子弟就谁都奈何不了了。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处理,而且要从严处理,做给老百姓看。”[19]P367为了进一步推动党风转变,中央在若干省市对家风建设先行先试,省级领导干部和市管正职领导干部的配偶一律不许经商,其他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子女不得在其任职区域从事经商谋利活动。为了更好适应新形势新要求,2017年4月,中央新颁布了《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和《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核结果处理办法》,报告事项内容更加突出了与领导干部权力行为关联紧密的家事、家产情况。[20]这是作风建设的新突破,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家国情怀”的新发展,表明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
(四)赋予群众路线新内涵,构建新型党群关系
习近平高度重视当代群众路线的实践路径,在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上,强化为人民担当,提出“人心是最大的力量”“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他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深情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要求党员干部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及时回应人民的新需求和新期待。针对信息时代的发展大势,他号召党员干部树立互联网思维,善于走“网络群众路线”,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之中。要相信党、相信群众,落实领导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构建“党离不开人民、人民离不开党”的新型党群关系,形成血肉相连的党群命运共同体。群众路线不仅是党的生命线,而且是治国理政的生命线。党风问题不仅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而且关系民族危亡和中国梦的实现。只有形成牢牢的党群命运共同体,才能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根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群众路线在当代的新内涵,有助于拓宽密切联系群众的新路径。
四、反腐兴党新局面:提出“党面临的最大风险是腐败”新论断,坚持反腐败零容忍、无禁区、全覆盖,创新纪检监察体制,扩大反腐败领域的对外开放,破解一党长期执政难题
(一)坚持反腐败零容忍理念,反腐败没有“特区”和“禁区”
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相交织,体制内与体制外相关联的复杂态势,给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带来严峻挑战。因此,反腐败不仅是党的重大政治责任,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习近平指出:“党面临的最大风险和挑战是来自党内的腐败和不正之风。权力寻租,体制外和体制内挂钩,形成利益集团,挑战党的领导。”[21]由“党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发展为“党的最大风险是党内腐败”,这一新论断是对反腐倡廉理论的重大发展。解决这个问题,要深入反腐倡廉工作,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任何人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依纪依法严肃查处,绝不姑息,党内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习近平说:“不能看人看地方下‘菜碟’,对领导同志工作过的地方,不能投鼠忌器,要全部扫描。”中央对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等人的查处表明,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决不是一句空话。有贪必反、有腐必惩、有乱必治的零容忍原则,是新的反腐“动员令”和党的执政新形象,是对反腐败斗争规律的新认识。
(二)汲取古代廉政建设的经验教训,首次主动提出反腐败国际合作倡议
我们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是深刻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的。中国历史上因为统治集团严重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当今世界上由于执政党腐化堕落、严重脱离群众导致失去政权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对此,习近平指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需要坚持发扬我们党在反腐倡廉建设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需要积极借鉴世界各国反腐倡廉的有益做法,也需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宝贵遗产。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22]
在着眼于国内人心向背,强调历史眼光与历史思维的同时,习近平又瞄准国际道义制高点,增强反腐败工作的开放性,在国际上转工作被动为战略主动,加强反腐败国际多边双边合作,将一批外逃多年的犯罪分子缉拿归案。他指出:“我们首次主动提出一系列反腐败国际合作倡议,倡议构建国际反腐新秩序,特别是加大对一些西方国家在反腐败合作方面的压力,要求他们不要成为腐败分子的‘犯罪天堂’。”[19]P362这种国际合作不但增强了党风廉政建设的系统性和创造性,而且增强了党组织的开放性,是改革开放在党建领域的新拓展。
(三)创新纪检监察体制,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
一是中央纪委第一次对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等党的中央部门派驻纪检组,这是党自我净化、自我革新的新探索。二是第一次对中央和国家机关单位巡视一遍,开展全面体检。首次对已经巡视过的省份开展“回头看”,创新了巡视监督方式。三是第一次建立地方纪委由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以垂直领导为主的新体制。这是纪委体制的重大创新。四是建立“一岗双责”“一案双查”制度,强化执纪问责监督职能,解决纪检“灯下黑”问题。五是创新督查落实机制,保障制度的贯彻执行。六是探索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省市党委相应进行改革。中央着手起草国家监察法、建立覆盖国家机关和公务人员的国家监察体系,使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相互配套、相得益彰。目前,北京、山西、浙江3个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地区已陆续成立省一级监察委员会。这些新探索加快了构建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机制的步伐。
五、制度治党新突破:统筹推进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提出依宪执政、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等新思想,以党内治理改革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一)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依宪执政,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统筹推进
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中央把党内法规建设作为依法治国战略的重要内容,把党内制度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必须以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推进依法执政、依宪执政。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依宪执政”作为执政理念,首次正式写进党的全会文件之中,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这是习近平对制度建设的重大发展。依宪执政是当代中国共产党实现“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根本方式,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党不只是依照宪法治理国家,而且要遵循宪法建立完备的法律体制。依宪执政是贯彻党的意志与维护群众需求的结合点,是共产党执政规律的重要体现。坚持宪法精神,尊重宪法权威、遵守宪法规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依法执政理念的升华与发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二)纪法分开、纪严于法,把纪律挺在前面
习近平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仅做到不违法还不够,还要党纪严于国法,严格遵从党的规定,保障国法实施。”在我们国家,党内法规制度是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较之西方国家更有特色的部分。实行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党内监督执纪表现为四种常态:让咬耳朵、扯袖子,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大多数;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这是党的先进性的直接体现,又是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有效途径,也是党的制度建设的鲜明创新。
(三)把政治规矩纳入党内法规范畴,赋予制度治党新内涵
习近平把党内规矩定位为“不成文的制度”,与成文的制度共同构成约束党员思想和行为的党内制度体系,成为维护党的团结的有力武器。他强调党的纪律是多方面的,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政治规矩是最基础、最宝贵的优良传统,遵守党的政治规矩是保证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前提。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讲规矩,维护中央权威和政令畅通。他明确把党的优良传统、行为惯例等规矩列为党员、干部必须遵循的纪律,与成文的党纪国法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就赋予了党内制度新内涵,推进了党的制度创新。
(四)以问责提升制度整体功能,以党内治理改革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打破“罚不责众”的思想误区,对党委一级政权和党的组织实施集体问责,不仅对行政负责人实施问责,而且对党组织负责人联动问责。习近平强调党要管党,首先要党委管好党,各级党委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有全面领导责任,党委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要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强化责任追究,不能让制度成为“纸老虎”“稻草人”。之后,他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中指出:各级纪委要履行好监督责任,既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又督促相关部门落实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任务。无论是党委还是纪委或其他相关职能部门,都要对承担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进行签字背书,做到守土有责。这种行政问责与党组织问责并重、个人问责与集体问责并重、任期问责与终身问责并重的问责制,是对监督制度的重大创新。
针对有的地方出现组织塌方式腐败、政权系统性风险和拉帮结派、搞小组织活动等问题,习近平注重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把“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23]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任务之一,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高度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坚持秉公用权、为民用权、严以用权。他强调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颁布实施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党委(党组)讨论决定干部任免事项守则》《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关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则》等系列制度,从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的角度全面深化党建领域改革,作出新的制度安排。新的党建制度体系坚持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相衔接,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从严治党与科学治党相结合,统筹推进党的建设和现代化建设,增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性、创造性,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的新认识,丰富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实现了管党治党理论的与时俱进。这对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党内治理能力现代化带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实现“中国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8年5月29日